Nadia’s Blog

煽情瘟09-6-22
陶傑

一個社會如果流行煽情，而且還由「精英」參與一起玩，一定會一起降格。

十年前，BBC的一個女主持丹朵，在倫敦的寓所門口被槍殺。丹朵是電視紅人，性情親和，人緣很好，噩耗傳來，電視台的同僚都很震驚。

當初以為丹朵只中了鎗，延至下午已經不治，當夜的六點鐘新聞，這條消息，該怎樣處理，新聞部開會商討。

電視台的新聞總監接到一個神秘男子電話，對方有東歐口音，說暗殺丹朵，是為了報復英國和北約介入塞爾維亞。政治恐怖勢力公然挑戰，大家都很激憤，有人提出：當夜六點的新聞，主播穿黑衣素服，為丹朵做一個紀念專號，以表哀悼。

但員工很快冷靜下來，覺得越是自己的同事和好朋友遇害， BBC的理性中立原則更須要遵守，一定要把感情壓抑下來，把丹朵的事情報道得簡潔而莊重。新聞播出來，主播沒戴黑紗，沒穿素服，更沒有哀樂，也沒有把死者生平事蹟剪輯成片斷，佔盡「獨家」之利，製造「悲情效應」，新聞全長只有四十五秒。

觀眾沒有「投訴」電視台「涼薄」，家屬沒有怨憤，很尊重電視台的決定。一個成熟的社會，出一點點悲情，不必把悲情拿來炒作說事──一旦搞成一場「風波」，就有許多人下海渾水摸魚，搭一程順風車，或哭哭啼啼，或義憤填膺，把公眾脆弱的情感當做摩天輪，他輕輕跳上去，把自己從低谷，一趟順風車，升上了最高點。

名主播之死，她服務的電視台只用了四十五秒報道，內幕分析，道德評論，公眾哀悼，一概留給第二天的報紙。是世故，而不是冷漠；是理性，而不是自我審查。這是倫敦和紐約永遠是真正的「國際城市」的其中一個理由。

煽情？還是讓愚昧的人來溺玩好了，兩千年的昏君奴才，太后太監，黑暗的制度，還沒有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夠呀？煽情，而不是豬流感，才是最厭惡瘟疫。

星　塵09-6-21
陶傑

中學生吸毒索K，社會為什麼非繃着一張臉不可？

香港喜歡模仿美國，美國人吸毒，吸出許多搖滾樂隊，還吸出了一首民歌。還記不記得彼得、保羅、瑪麗——多麼普通而有點嚕囌的樂組名字——的一首民歌，叫做「追龍記」（Puff, the Magic Dragon）？

「匹夫」（Puff），是一條玩具龍的名字。外國龍的嘴巴會噴火，Puff就是噴着煙火的聲音。民歌的情節，表面上，講一個叫「貝積奇」（Jackie Paper）的小男孩，他做手工，製作了一條火龍，為牠取名「匹夫」。他想像火龍從遠方的海上來，成為他的玩伴。但有一天，貝積奇終於長大了，他不再留戀玩具了，小火龍匹夫被他冷落了。

民歌作出來，在大學校園很流行。後來，有人從歌詞看出了名堂：這首歌在歌頌吸大蔴。吸大蔴時是噴煙的，而且要用一張小紙頭捲絲。這個小男孩，什麼不好姓呢？他的姓氏，叫做 Paper，就是暗號。還有，第一句歌詞：「魔龍匹夫，住在遠方的海上，他來自多霧的秋季，在一個叫翰納萊的國度嬉戲着」。其中也有密碼：「嬉戲」（Frolicked），原意是一大幫人的集體狂歡，不就是大蔴派對嗎？

歌詞的原作者是一個大學生，他連忙出來否認。他堅持歌詞的意思是失去的童真、遺棄的玩具，與大蔴無關——就像「僕人」（Servants）這個名詞很神聖——聽在疑神疑鬼的人耳裏，就是教壞小孩。

三人樂隊之中，女角瑪麗得了白血病，唱不了歌。樂隊還在巡迴表演。瑪莉的聲音很純樸，今天的潮流，冒起許多名樂隊的替身，像披頭四，就有一支青年樂隊成為仿替人。瑪麗也有一個嗓音跟她一模一樣的妹妹，許多人開出條件：瑪莉唱不了，讓她的替身填補吧，但彼得和保羅堅持不可以：瑪麗是不能取代的，巡迴世界，寧願沒有她，遺下空缺，只兩個男人孤獨地唱着，也不可以由別人代唱。就像生死不渝的親人：終生守候着，吃飯的時候，永遠為她留一個座位，擺好她的碗筷。她生前的睡房，一切都不動，擺設布置，按原來的樣子，只為了等她回來。

當忠誠成為一樣稀有金屬般的美德。當這個世界越轉越快，人人都急步成為過客，偏偏有一位好朋友為你守候，當暮色來時，為你點上一盞心燈。歌的原意是吸大蔴還是懷念一件玩具，不再重要了，只要還有一份天長地久的loyalty，像一盞不滅的燈，照耀着歲月流轉的熠熠星塵。

考完了09-6-21
李純恩

看鳳凰衞視《鏘鏘三人行》節目，播了一段大陸網上片段。一家中學在高考完畢後，所有的學生站在教學大樓各層的露台上，將撕爛的課本、作業本、講義等，一齊往操場拋去，頓時紙片如雪，伴着學生的歡呼聲，掀起了一場鋪天蓋地的驚動。

那種場面看了令人痛快，看得出學生們在過往的考試精神負擔和功課壓力，隨着扔出去的紙片，發洩乾淨。但是，同時也令人深思，這種對課本和作業近乎仇恨的感覺，是怎麼產生的。

我家大債主也剛剛考完試，她的中學生涯隨之結束。整整一個月，我的書房成了她的溫習重地，課本、筆記、模擬試卷堆得到處都是。每天都伏在書桌上，對着電腦做題目做到深更半夜。

很令我省心的是從小到大我都不用關心她的學業，我從來沒有催過她努力學習，自然也不會給她壓力要考試考得如何好。這些全憑孩子自覺，從小到大沒見她如何費勁讀書，但每一次都有良好成績。所以即使這一次是進大學的考試，我也任由她自己抓主意安排溫習的進度和程序，冷眼旁觀，看得出她很努力，因為她知道要考到什麼樣的成績，才能上自己想上的大學。我唯一要忍受的，就是一個亂如亂葬崗的書房。

在考試終於結束的那天晚上，我指着書房裏所有屬於她的紙片和課本問：「是不是可以全部扔掉！」「全部扔掉！」我家大債主的語氣，爽快得近乎絕情。

功臣戲份09-6-21
倪匡

日前提到《建國大業》這齣戲。講及一位開國功臣林彪，不知戲中如何處理？

這次想到的另一位開國大功臣，比林彪功勞更大，幾乎可以和日本皇軍相提並論了。他就是開國早期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，高崗。在1949年就有這樣的高位，可想而知他在建國大業上的功勞有多大。

當年中央紅軍慘敗，若不是有高崗和劉子丹他們建立的陝北根據地，收留喘息，等不到日本皇軍來打救，就玩兒完了。（劉子丹死得不明不白，死得早，拍戲，可以略過不提）。高崗後來主管東北，功業彪炳，再後來，忽然成了「反黨集團」的首腦，從準「儲君」的高位上摔了下來，被禁閉清算，自殺了，據稱，是服了大量安眠藥，也不知道那麼多安眠藥是哪裏來的。死時，四十九歲。

那時，對自殺的反黨份子，已經有了一種定論，叫「自絕於人民」。這死於清算中的高崗，若是在《建國大業》中沒有戲份，那比剔除了林彪還要說不過去。因為雖然他自絕於人民，至今未獲平反，但他的「反黨」是建國之後的事，在建國的過程中，他是大功臣啊！

由於那是大戲，十分熱切希望在這戲中軋一腳以光宗耀祖的港澳台演員，如果發現所有角色都已經派光，大可提出飾演林彪或高崗，事先做足功課，將兩人在建國大業中建立的功勳詳細列出以力爭，事實勝於一切，很有希望成功。

又或者這也已經有人佔了，不妨退而求其次，演袁文才和王佐也好，總算軋了一腳。當年偉大的毛主席落魄井崗山，若不是這兩位，也等不到皇軍打救，巧的是，這兩位功臣也被殺了，彭德懷直接下令的。聽說後來評定為「錯殺」，現在有紀念碑，那佔些戲份也應該了。

去年HK书展的讲座「蔡瀾與倪匡 - 好友講好友 」网上终于能正常播放，听听倪匡胡诌，34度高温下权当心情调剂。

《蔡澜谈倪匡》这书水分的确充足，也只有我这种倪匡死忠FANS才会笑着包容，不讲半句。的确嘛，豆瓣上那些开骂的，也没人拿枪指着你脑袋，如果是在书店买，先翻翻看再决定好了，在网上买，那买错也不是一次半次了，骂出来只显得自己蠢。

去年听完讲座，也听见有人投诉“呃时间”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抱着什么一个期望来的。好友講好友，对着一群陌生人，除了戏谑些皮毛，难道还能登堂入室，大谈秘事么，有都拿来写书出书啦。

突然想到，粗略记几笔。

维基上关于中国的食人史，越读心越实。吃人不奇怪，世上不只中国吃人，食品科技未打开缺口前，全球就是一笔饥饿史。近代改善种植技术，发明生长激素，化肥农药，基因改造……，食品才达到极大丰富。这些化学合成的物质，不但给人类带来温饱，还有可怕的，无法预知的世纪疾病与环境危害。

前几天看了《南都周刊》关于“SARS六周年后遗症人群专题”。SARS的大剂量激素治疗引发患者“骨枯”——另一种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（定期更换人工关节）。今年H1N1，又有“特敏福”特效药。早些时候终于有牛津教授发表言论，H1N1应该得到传播，变种，然后，人体才能自然产生抗体，像几千年来的各种感冒一样。而说到感冒，其实从没被现代医学治愈过。被发明的各种药物，只能缓解感冒症状，最终打败感冒病毒的，一直都是人类自身免疫力。那像“特敏福”这种世卫组织、各国政府、药厂集体恐吓群众下的产物，又会给全球带来什么后遗症呢？

怕什麼呢？09-6-20
倪匡

香港高官被問到對「六四」的觀感，高官迴避不答，問的人表情帶三分蠱惑，選擇了不回答的高官神情木然，即俗稱「撲克面孔」。

從電視畫面上看到了這種情景，自然覺得娛樂性豐富，大笑良久，延年益壽。

因為有人就「六四」發言而受抨擊於先，所以問的人，很有「不懷好意」之心，避而不答，是一個應付之法，只惜不高明。因為任何人對任何事，都應該有自己的看法。何況高官學養過人，「六四」又是震驚世界的大事，怎麼可能沒有看法呢？所以，旁觀者就自然而然想到，高官迴避問題，不是因為他沒有答案，而是他不把答案說出來。這就更有趣了：為什麼不說？怕什麼呢？據稱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，言論自由空前，有什麼不能說的呢？高官不說，看來高深莫測，其實普通人也很明白。都知道，這問題實在很容易回答，端視你站在什麼立場。特首不久前才有宏論，照說一遍，補充一句「那是個人意見，不代表整體香港人」就可以了。

個人意見非但可以說不必再追究「六四」了，也可以說「六四」全怪學生。也更可以說死難學生全是看到子彈飛過來的時候自己撲過去的，說學生看到了坦克車，自己硬擠到坦克車下面去的。只要說明那是個人意見，人人都有言論自由，個人立場如此，可以愛怎麼認為就怎麼說，直截了當，清楚明白，誰也不能將你怎麼樣，人家至多就不同立場發表不同意見而已，有什麼可怕的？何至於什麼也不敢說了呢？

若以為什麼都不說就可以明哲保身，那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。不說，上頭一定以為是怕得罪他而不說，百姓則以為是怕遭群眾罵而不說，兩頭不討好，那是最低能的處理方法。大膽把心中所想說出來吧，「你們怕什麼？」

筆跡專家09-6-20
李純恩

看筆跡專家在法庭上分析一個簽名，頭頭是道，講究多多，似乎就能從一筆一劃中抓出賊來。但是，簽名這回事，終歸不是印刷。

我們平時簽名，不可能保證每個簽名都一樣，反而可以保證個個都簽得不一樣。而且，簽名這一回事，是你越想簽得一模一樣，結果越是走樣。

簽名也跟記憶一樣，隨着時間推移，會在不知不覺中有了改變，你以為還在簽着從前的款式，其實已經很不一樣。

銀行裏總是保存着客人開戶時的原始簽名，平時開些數目不大的支票，不大會發現問題，但是，比如說你在十五年前供了一層樓，十五年後到期了，去銀行辦手續，結果才發現，你今天的簽名跟十五年前留下來的那個「種」大相逕庭，於是就會有些小小麻煩了。

所以，當你看見筆跡專家在法庭上煞有介事分析一個簽名的時候，想想自己的簽名，隨時真亦變假，不知幾時被人說假冒簽名。

如今這一樁官司，許多人都等着看筆跡專家的論證起到多大的作用，並主觀希望那個簽名是假冒的。只要簽名被證明是假冒的，官司的性質馬上就會由民事轉為刑事，這才是萬眾期待的一個結果。

淑女熬成婆09-6-20
陶傑

香港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地方。從印巴裔到戒毒的學生，都遭到理所當然的歧視。立法、抗議、前高官流淚伸張大義，都改變不了香港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動感之都。不要說少數「弱勢族羣」，女人佔香港人口一半，香港對女人，最歧視了。不信？要不要再隨手拈來一個例子？

正在上映的電影《最佳情敵》，男女主角基夫奧雲、茱莉亞羅拔絲，演一對前特工，轉職當大企業的商業間諜，分為卧底，互相鬥法，又彼此愛上了。

有一場戲，是女主角考驗情人的忠誠，因為男主角生性風流，向別的女人施以美男計，曾與一家旅行社的女營業代表瞎搞過一通。茱莉亞羅拔絲拿着一條 T-back內褲，質問男主角：是不是又犯老毛病了？你又跟誰上過床？基夫奧雲為自己申辯：我沒有。不錯，我確實跟旅行社的女子上過床。電影對白的原文是： I went to bed with the travel-lady。片上的華文字幕譯成：「我跟旅行婆上過床。」羅拔絲又問：「女房東呢？」男主角答：「女房東很胖」，戲中對白，女房東是 landlady，片上華文字幕，譯為「包租婆」。

英文的原文，對女性很尊重。在旅行社的一位前線女秘書，人家的原話，也叫做 travel-lady，是 lady，男主角是有教養的風流男子，但翻譯卻沒有教養，或者翻譯認為：使用粵語的香港人都沒有教養，於是叫做「旅行婆」。明明是 landlady，也叫包租「婆」。英文都是 lady，華文一概稱為「婆」。 Lady跟「婆」，有天國地獄之差。

中國人的歧視，就在中文裏，不論強行立法，還是全民辯論，你還是在使用一套歧視意識的語言裏。語言就是膚色，改不了的。英語電影的原文，人家的職業，好好的 travel-lady，到了香港，就淪為「旅行婆」。翻譯員不是無心之失，而是心裏很清楚：華文翻譯，要面對市場，「旅行婆」是香港的生活語言。中國人沒有 lady的觀念，只有女人（ woman），或者婆娘。嚴格來說，這是香港的品味，沒有譯錯。

寬容和反歧視，不要忘記，都是西方的核心價值觀。西方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，這是「阿爺」說的。要愛國，就要聽阿爺的話。建戒毒書院，傷害了梅窩中國人民的感情，對吧，正生的小朋友們！

纪念谷歌中国被暂停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。

They came first for the socialists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.
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.
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.
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,and I didn’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.
Then they came for me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.

Martin Niemoller, 1945

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。
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
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。
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是新教教徒。
他们最后来抓我，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。

——马丁·尼莫拉